盛宣怀（1844—1916年），江苏武进人，清末任邮传部大臣，主管兴建铁路。这是一张盛宣怀晚年时期的照片，十分清瘦，眼神狡黠、犀利，一看就是个十分精于算计的人，中国的很多借款修路的条约都是盛宣怀出面谈的，他虽然也算是一个官员，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在本质上更是一个商人。

    综其一生，盛宣怀只是一个有着官员身份的商人，他的思维模式完全是商人式的。这种思维

    方式的长处是“思想开放”，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干。这种长处在晚清那个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中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推动了近代产业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思维也有着严重的缺陷。

    第一，他没有政治原则，对任何事情不会从公共政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只是从个人利益最

    大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比如在他当国有的电报局总办时，面对民间也想办电报局的要求，他大肆鼓吹电报局必须归官办的理由，诸如什么统一管理、有利于战时国家的通信安全等等。可是，后来袁世凯要免去他的电报局总办职务时，有一阵子，他又开始鼓吹官办电报局的诸多弊端，主张电报局商办，试图把电报局变成他个人的私产。

    第二，迷信金钱以及一切以金钱为目的商业规则，在他的思维里，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由

    钱而引起的，而一切因钱而起的事情最终也是用钱可以解决的；他想像不出来，钱还能生出钱之外的变故来。他一生中，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商业谈判，而想在商业谈判中取得成功，首先是隐藏好“底价”，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际方案；其次是顽强地讨价还价，直到获得自己满意的价钱为止。

    正是上述这两种思维缺陷导致他在铁路国有化这件事上，铸成大错。

    铁路国有化政策，本来就是盛宣怀出的主意，给事中石长信的奏折不过是受他指使而上的，他之所以主张铁路国有化倒不是出于他给载沣上奏中所讲的那些什么减轻农民负担、便于国家统筹管理之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因为他当了邮传部的大臣，只有把全国的铁路收归国有，邮传部才能拿这些铁路去向外国银行贷款，他也才有收取巨额回扣的机会。（曾几何时，他是反对过铁路国有化的，力陈铁路归商办的诸多好处。）① 他所陈述的那些铁路国有化的理由，主要是拣能打动载沣的话来说的。刚刚执政的载沣，急需一些能赢得天下百姓支持的“民心工程”。盛宣怀将铁路收归国有、以纾民困的建议说到载沣的心坎儿里去了，在这方面载沣虽然有些傻，但考虑问题还是从政治大局出发的，所以，才将此政策当做一号国策加以推行。

    载沣责成盛宣怀的邮传部尽早拿出铁路国有化的具体实施办法来，可盛宣怀却迟迟不肯拿

    出来，难道是他笨，没这个水平吗？不是，本来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连一个外行、御史孙培元都知道无非是退现银或换成国家股票这两种办法嘛！盛宣怀这样的商场老手，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办。是他没有条件实施国有化政策吗？也不是，他已经得到了600万英镑借款的外资保证，而且，那些原来的商办铁路公司资金大半未用，他有足够的资金条件来实现平稳的“国进民退”。但他为什么就是不拿出具体的“国有化”方案呢？没什么，是他商人思维的老毛病发生了作用，他认为，这将是一场他所掌握的邮传部与地方督抚及商人们控制的地方铁路公司间的商业谈判，而在谈判一开始，如果公布出具体的接收办法，就等于一下子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那还有什么可谈的。于是，他在5月10日以后，发给各省要实施铁路国有化的电报中，根本就没提出什么具体的接收方案，而是让相关的川、鄂、湘、粤四省督抚先清查帐目，汇报“家底”，以便于中央接收，在摸清各省铁路公司的家底之前，他是不会亮出自己的接收方案的，就是在摸清人家的家底之后，他也不提出接受方案，而是试探性对针对每一个省，半明半暗地提一种方案再进行试探，以便在多次讨价还价中，获得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